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这一表述是从哪来的？它明确起来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定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有什么意义？
刘少奇：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
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毛泽东所说的这种人民代表大会与列宁所说的代议机构是一致的，是新中国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机构，是新型的政权形式，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是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贡献。
但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由条件不具备，还无法立即建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还不能立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鉴于建立新中国巩固的地方各级政权的迫切要求，中央指示，各地要积极努力地把人民代表会议实际而不是形式地建立起来，使它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更广大更密切地联系各民主阶级的人民群众，在组织形式上逐步地完备起来，使各级人民代表会议能够在几年内逐步地过渡为人民代表大会。必须经常定期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巩固这种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1年2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出席了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的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并作讲话，对地方政权建设工作指出明确的方向。他在这次讲话中明确提出：“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是人民民主政权的最好的基本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就是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从目前公开的资料看，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早关于“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的表述，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这样的定位，在新中国政权建设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董必武：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
1948年，按照中央的决定，董必武以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承担了筹备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务。同年8月7日至19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举行。董必武致开幕词说：“我们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开幕了。它是一个临时性的、也华北一个地区的，但是，它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
为了推进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华北地区的县长会议。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作了《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之所以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一是只有它才能代表我们政治生活的全面，才能表示我们政治力量的源泉；二是它不是倚靠从前任何法律规定而产生的，而是由人民革命直接创造出来的，它一经宣告成立，就可以相应地制定各种制度和法律，而其他任何制度则必须经过它的批准，或由它授权的机关批准，才能生效。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就是，全体与会人员进一步明确认识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在距刘少奇讲话7个月后，董必武也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定位为“国家的基本制度”。
彭真：我们把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的人民代表会议定成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1951年10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彭真来到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全体党员会议上祝贺会议成功，他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把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的“人民代表会议定成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为什么要定成“根本政治制度”呢？彭真说，第一，它是全国人民的基本的组织形式，只有通过它才能把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组织越来，离开它，人民组织不起来。第二，它是在政权工作中走群众路线的最好的、最有效的、最重要的形式，群众路线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本路线。老百姓管理政府靠人民代表会议，政府把老百姓动员组织起来做事情也靠人民代表会议。这是从目前公开的资料中，我们查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早的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表述。它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和“政治”精准的定位，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历史上具有指示方向的重要作用。
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周恩来在1951年10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所作政治报告中，专门强调了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
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清醒地看到，第一，把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定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大历史性转变。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为了执行各项迫切的任务，主要依靠直接动员群众的方式进行工作，因而不可能采取比较完备的民主形式来解决各项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采取比较完备的民主形式成为可能，并且在国家政治制度已经有明确规定的时候，那种习惯于简单方式处理问题的做法，就完全不合时宜，而且是违法的了。中国由战争年代进入和平年代，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到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由主要领导战争到领导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国家和地方的工作方式都需要尽快实现历史性的转变。
第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非常重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把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定为国家的“基本制度”、“根本政治制度”，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认识是一致的，是集体的政治决策。
第三，刘少奇、董必武、彭真阐述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制度”，或是在地方人民代表会议上，或是在加强地方人民代表会议建设的工作会议上，都是直接面对地方各级领导干部。这说明，一是领导干部在贯彻执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工作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当时地方领导干部受战争年代工作方式的影响，一时转不过来，不会、不善于、不习惯运用政权来推动工作；三是地方领导干部不认识、不重视地方政权建设，地方政权建设进展慢，影响全局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领导人花大气力，亲自出面做地方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苦口婆心”地解释说明，指出这个制度的极端重要性，教育引导地方领导干部要重视政权建设，要善于运用政权、依靠人民群众解决问题、推动工作。
第四，刘少奇、董必武、彭真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同一个问题，把这些论述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刘少奇在阐述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时，还重点阐述了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和组成部分的选举制度的相关问题。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是协商产生的，而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要由普选产生，人民代表会议过渡到人民代表大会必须经过普选。刘少奇在这里勾勒了新中国未来的选举制度及其发展。董必武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分析新中国的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阐述它为什么是“基本制度”。董必武在澄清有的干部在“谁是主人，谁是长工”问题上存在模糊认识时指出，人民是主人，人民代表和政府干部都是长工。他还阐述了党与政权机关的关系。彭真在阐述为什么把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的人民代表会议定成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时，重点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党与政权的关系。
刘少奇：宪法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1954年9月15日至9月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这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由下至上系统建立起来。在这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刘少奇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在这一宪法性文件中，刘少奇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他说：“人民代表大会制既规定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一切重大问题就都应当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作出决定。”
在庄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通过宪法草案报告这一规范性文件，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作了正式规范表述。这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政治决策。此后统一使用这一表述。比如，董必武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现在，党的文件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表述为“根本政治制度”，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表述为“基本政治制度”，对根本政治制度与基本政治制度作了区别，突出了根本政治制度的地位和作用。
依据宪法，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区分：在我国，从社会制度上说，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制度；从国家制度上说，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根本制度；从政治制度上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制度。
（摘自《环球网》2014年04月08日 阚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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